先做第一件事，即回应桂生对我之前一个贴（不需要吧？）的看法。他的看法如下：

我并不赞成你的说法。刊登广告的意义不仅仅只是象征著赞美，鼓励，声援当事人那么狭隘。我认为它是一种向社会表达讯息的举动。因为当事人本身的荣辱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群众的意识形态有没有因为这一系列的事故发展而有一点点的改变。 我认为刊登广告可能带来的意义包括：
1。大专生勇于挑战当权者的信誉
2。通过社会动员将一群关心时事的青年聚集起来 社会须要舆论。

舆论须要象传染病那样能够迅速的转播，因此舆论也须要宣传。 台湾一人一百元倒扁可以惊天动地，也许我们可以从一人十零吉登广告开始。广告有否带来实质的改变不重要，最重要是此举动所带来的讯息和意义。 p/s: 将林德宜的行为和在街边拾垃圾相提并论我觉得有点在哗众取宠吧？

我在之前的文章已经阐明我的看法，只是桂生既然回应了，大家重新讨论也无妨。我认为一个举动所带来的意义和讯息固然重要，可是能否带来实质改变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台湾一人一百元倒扁可以惊天动地，我觉得不是台湾人捐出一百元这个举动所带来的。台湾一人一百元倒扁和大马一人十零吉登广告是有本质上的差别，因为台湾人的一百元是用于实际的倒扁活动上；而大马人的十零吉就只是刊登广告而已。

我认同桂生所说的大专生勇于挑战当权者的信誉和将一群关心时事的青年聚集起来，但是我质疑刊登广告到底能否真的把一群关心时事的青年聚集起来？我非常欣赏愿意出钱壮大社会运动的朋友，但是如果这些朋友的钱对实际建设没有帮助的话，我会感到心疼。

将林德宜的行为和在街边拾垃圾相提并论，并不是哗众取宠。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林德宜的做法的确是一个值得赞赏的行为，但是拾垃圾又何尝不是呢？这两者的差别在于哪里？我看到的唯一不同是，林博士因为坚持信念而丢饭碗，而拾垃圾者却不用面对任何风险。可是，不要忘记，林德宜是知识分子和学术人员，他绝对有本钱“东家不打打西家”，并不会有断炊之忧。反而许多工厂工人因为组织工会被解雇，才是真正地面对断炊之忧。因此，我无法把林博士的做法，看成是一个超越其他道德或正确做法的行为。

有鉴于此，我只能以赞赏其他正确做法的态度来看待林德宜的做法。

多多指教！

千言万语，不知从何写起

数个星期没有更新部落格了，不是因为没有题材，而是发生太多事情了，不知从何写起。从13日到19日，我身在柬埔寨出席一个东南亚人权论坛。20日是我回来后第一天上班，却“出事”了！由于 Ampang Jaya 市议会（MPAJ）在案件还在法庭审讯时,强制拆除位于吉隆坡市中心, Kampong Berembang的数十间屋子，导致居民强烈不满。在MPAJ强制进入村子时，与村民发生肢体冲突，MPAJ竟然逮捕9名社运分子和居民。

我赶到现场后不久，警方的联邦后备队也到现场驻守。大概中午3时，他们再次向人群大举“进攻”，又逮捕了十多位当地居民和社运分子（包括我在内）。我不但被逮捕了，更被狠狠地在脸上打了一拳，导致嘴唇破裂流血！这次是我第二次被警方逮捕（第一次是白小义走），第一次被铐上手铐，更是第一次直接面对警察暴力。想和大家分享很多感想，可是由于时间紧凑，今天暂时到此为止。

其实在柬埔寨时，我写了几篇关于自己所见所闻的文章，将在近几天 post 上来。就等者，不好意思哦！

朋友，你走好！

这张照片是在今年劳动节游行开始前拍摄的，当时Ah Tan正在展示他的招牌笑容。今天过后，我们不会再看到这张笑脸了，可是，他的形象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今天传来Ah Tan（陈信构）的死讯，我久久不能释怀。虽说我和Ah Tan不算是非常密切的朋友，也不曾共渡患难。可是，Ah Tan却是我少数由衷敬佩的社运前辈。在华社，可能许多人都不认识他，可是在马来社群，尤其是社会运动圈的朋友们，都对Umar Tan这个名字再熟悉不过。

我对Ah Tan的背景不是很熟悉，只是知道他是回教徒，华裔，貌似马来人，酷爱Che Guevara，说得一口流利、带台湾腔的华语－因为他曾经在台湾逗留过一段蛮长的时间。台湾戒严前，他积极参与当地的党外活动，获得不少宝贵的社会运动经验。回来后，Ah Tan更是改革运动（Reformasi)中非常重要的一员大将。更难能可贵的是，Ah Tan从不介意党派，只要是支持社会公正的集会，他从来都不缺席。在我眼中，他是一名真正身体力行的reformist！

这样的一号人物，应该是非常著名吧？大家尝试google他名字，Umar Tan Abdullah也好，陈信构也可以，看看有什么发现。很少吧？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勤劳但是低调。但是，如果谁因为这样而质疑他对社运的贡献，那将是大错特错！

Ah Tan和他的一众reformist战友，为我们年青的朋友立下最优秀的典范：记者拍照时，他从来不抢在镜头前；主讲人在发言时，他永远愿意为主讲人握扩音器；集会进行时，他一定会自动自发地维持秩序，虽然主办单位另有其人；看见社运新鲜人时，他必定会主动搭讪，缓和他们害怕的心情。虽然经验老到，与年青朋友谈话时，Ah Tan从来不摆架子或倚老卖老。这种态度，难道不是社运最珍贵的精神吗？

Ah Tan是一个踏实的社会运动家，他不注重虚名，一心只想成就改革运动。虽然他被警方逮捕了许多次，甚至被控上法庭，他都没有因此而退出社运。比起许多沽名钓誉、不敢实践的所谓知识分子，Ah Tan这种决心、这种信念、这种态度，正是我由衷敬佩他的原因。

在此，我借花献佛，把臧克家纪念鲁迅的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献给为我国民主进程贡献良多的Ah Tan。

朋友，你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