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开心心庆团圆

1月22日晚上，博大前进阵线在沙登“星光大道”餐馆办了一个团圆饭局。出席者从第一代的senior到第一年的新生都有。这是博大前进阵线自2001年成立以来，第三次正式的团圆饭（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成立后的前两年，由于组织不大，没有正式的团圆饭。后来，我们的“人丁”越来越旺，团圆饭从2003年的一桌，到2004年的两桌，再到今年的三桌，真可谓“步步高升”！

希望博大前进阵线能继续进步，2010年团圆饭时，把整座餐馆“包”下来；并于2020年，在博大礼堂举行团圆饭。

人因梦想而伟大，战友们，继续前进吧！

4 kali roboh, 100 kali kami bangun!

当我们的内阁部长还在忙着呈交、然后收回备忘录时，我参加了一个Bukit Jelutong Rasak园丘工人的庆祝会，与我同行的还有waonline DJ－晓蕙。除了23个成功争取房屋的家庭，出席者还包括来自加央（Kajang）及和丰（Sungai Siput）的园丘工人。

Bukit Jelutong Rasak居民原本来自两个不同的园丘，即Bukit Jelutong和Rasak园丘。1979年，他们被要求搬迁到一座新的的园丘－Bukit Jelutong Rasak。雇主也答应如果园丘再次被作为发展用途，居民将在附近地区获得房屋。岂知18年后的1997年，居民再次被要求搬迁到Subang园丘。这次，居民拒绝了，并要求雇主兑现他的诺言，在现在的地点提供房屋给他们。

社会主义党（PSM）党员自2002年以来，一直都在积极地组织当地的居民。在短短的四年内，园丘工人的雇主，Guthrie集团（我国其中一家最大的种植业公司）一共四次拆毁了居民的屋子。唯，每一次屋子拆毁后，居民都重新搭建；而每次居民被偏袒Guthrie的警方逮捕后，也重新回到斗争的队伍。房子被拆毁、居民被逮捕，但是斗争依然稳健地进行着。久而久之，Guthrie也发现，这些居民都明白自己的权利，并会不惜一切地保护它。结果，Guthrie终于妥协了。没有放弃斗争的园丘工人也因此获得他们满意的赔偿。

在当天的庆祝会上，我看到一张写得很好的布条 － “4 kali roboh, 100 kali kami bangun! ”。在此，祝贺Bukit Jelutong勇于抗争的居民。人民万岁！


From Ruins to Victory!
The Heroic Struggle of the Bukit Jelutong Workers
http://parti-sosialis.org/e_index.htm

4 Kali Roboh, 100 Kali Kami Bangun
Sejarah Perjuangan Ladang Bukit Jelutong
http://parti-sosialis.org/m_index.htm

帝皇制度近在咫尺？

如果要在中国古代帝皇中选出一位明君典范，非唐太宗莫属。唐太宗之所以能在历代帝王中出类拔萃，除了他对大唐开国时立下不少汗马功劳外，更重要的是他虚心纳谏的态度。他不但以重赏鼓励众大臣进谏，对谏言更是认真看待，勇于改过。

当时，唐太宗身边有一位勇敢进谏纠正他的大臣，名叫魏徵。魏徵向唐太宗进谏时，可从来不因为他是君主而“手软”。胸襟广阔的唐太宗也不会“龙颜大怒”，反而往往因为魏徵的谏言而改变决定。

魏徵死后，唐太宗悼念他：“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盛衰得失），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把魏徵比喻为镜子，唐太宗对他的重视和赏识可见一般。

一位明君，一位忠臣，开创了辉煌的“贞观盛世”。

但是，忠臣可遇，明君难求。在皇帝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封建帝皇制度下，开明如唐太宗者可说是万中无一。相反的，“成王败寇”的朝代轮替制，使暴君酷吏史不绝书。除了短短的“贞观盛世”，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都民不聊生，生活在水深火热下。

幸好，中国后来有一位目光远大的医生，放弃“医人”，选择“医国”。这位在成为中国国父前被人戏称为“孙大炮”的人，提出了颠覆封建帝皇制度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中的民权，便涵盖了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政治。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以管理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以治理国家。

随着时代巨轮的辗转，人类社会逐渐发展出一套比“三民主义”更完善的民主制度。这个制度赋予我们选政府的权利，如果政府不俯顺民意，人民可以随时把他们撤换。再者，现代民主体系的分工非常细腻，国家如马来西亚也拥有超过30位内阁部长。所谓人多好办事，庞大的官僚也确保了权力不会集中在一个人手上。

此外，我国也拥有许多人引以为傲的三权分立架构。我们的行政由以首相为首的内阁管理、立法是国会的事务、司法则是另一个独立的系统。如果这个制度健全地运作，我们便不会出现封建时代皇帝独揽大权的情况。

可悲的是，我们的现代政治体系里，竟然还时常出现群臣劝谏的现象。这些和皇上信仰不同的人，以为把“谏书”的名字改换成“备忘录”，便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体现。殊不知这群“大臣”战战兢兢的行为，不但突显他们的庸碌无能，更向全世界宣告我们其实一直都是披着民主外衣，内部施行封建帝皇制度的“老八股”！

走笔至此，我突然闻到了一股很浓的腐臭封建味，似乎近在咫尺。你呢？

非回教徒皈依回教問題多 10部長呈備忘錄要求釐清 (星洲日報)
http://www.sinchew.com.my/content.phtml?sec=1&sdate=2006-01-18&artid=200601181466

10 非回教徒部长呈备忘录 联名要求首相检讨宗教法律 (南洋商报)
http://www.nanyang.com/index.php?ch=7&pg=10&ac=571681

你猜纳吉会说什么？

时评作者黄永安在他的部落格里向大家介绍中国媒体，《人民网》的一篇文章，Latin America continues to "turn left" (直译为－拉丁美洲继续“向左转”）。该文章指出，在几乎一致歌颂资本主义的世界里，社会主义仍然在那被美国称为其“后院”的拉丁美洲翩翩起舞。

继古巴的Fidel Castro和维尼瑞拉的Hugo Chavez之后，波利维亚左翼原主民总统Evo Morales的中选，加剧了美国的头痛。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都是由中间偏左政党执政。

拉丁美洲这片不断扩张、红彤彤的左翼版图，清楚地向全世界宣示，左翼政治从来没有消失过。

在拉丁美洲人民正努力“向左转”的当儿，地球另一端的马来西亚却对一位奉行左翼思想的八旬老翁害怕得近乎歇斯底里。泰国政府不久前宣布一共有13名前马共成员获得泰国公民权时，那不学无术的副首相纳吉便迫不及待地说，我国不会允许陈平和他的成员回国（请参阅The SUN报导）。

如果纳吉在国际峰会遇上Castro，Chavez或Morales，而他们问他为什么不允许陈平回国时，你猜纳吉敢不敢对他们说：“因为陈平是共产党！”？

我真期待......

为什么他们连为自己辩护的机会都没有？

在反对内安法令运动里，扣留者家属的支持和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废除内安法令联盟（GMI）一直都很努力地尝试加强扣留者家属们的信心和对课题的醒觉。图示废除内安法令联盟主席，Syed Ibrahim Syed Noh正在为一部分扣留者家属讲解废除内安法令运动的目标和历年的成果。他们的家属或丈夫都是被政府指责为恐怖组织“回教祈祷团”（JI，Jemaah Islamiyah）成员，而被无审讯扣留至今。他们的扣留令将在今年的二月或三月“到期”。

你可以想象这些没有经过审讯而被诬蔑、扣留的人和他们家人的辛酸痛苦吗？

控告他们，或释放他们！

著名科学家富兰克林曾说过，如果你爱惜生命，那便不要浪费时间；因为时间就是生命。

我非常认同这句话。然而，我国政府似乎并不了解这句话的含义，他们毫不怜惜地浪费内安法令扣留者和他们家人的时间和生命。Nik Adli和他8位朋友自2001年被捕后，至今已被无审讯扣留超过4年。他们被指为“圣战组织”（KMM）的成员，并涉及恐怖活动。但是政府却没有办法出示任何证据，甚至不把这些所谓的“恐怖分子”控上法庭。Nik Adli是吉兰丹州务大臣兼回教党精神领袖，Tok Guru Nik Aziz Nik Mat的儿子。

废除内安法令联盟（GMI）于2005年9月24日，在甘文丁举行一场游行。该活动的目的是呼吁政府释放所有的内安法令扣留者，特别是那些已经被扣留超过4年者。集合地点是甘文丁回教堂，目的地是甘文丁扣留营，整个路程大概2至3公里。当天，大约150人参与那次的游行。废除内安法令主席Syed Ibrahim负责带领游行队伍。许多来自各组织的代表都有出席，包括Alaigal，学运，JIM，社会主义党（PSM），回教党（PAS）和行动党（DAP）。这次的游行虽然有警察尝试在半途干扰，但还是在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事件的情况下完美结束。

我们得到一个小小的胜利，即在我们的campaign后，其中3名“KMM”成员终于被释放了。然而，其他人的扣留令却被再延长两年。在同样的指控下，有的人被释放了，有的人却被延长扣留；如果内安法令不是政治工具，请告诉我它是什么？

踏足成吉思汗的故乡

2005年8月，我在蒙古首府乌兰巴托逗留了十天（从19日到28日）。21日至23日，我参加了一个小型的训练工作坊。那是由日内瓦的一个人权组织－国际人权服务（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 ISHR）主办的 “国际人权法和倡导”（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nd Advocacy）。参加该工作坊的人数大约只有15名，除了一位来自印度的男子、一位来自比利时的女子和我之外，其余参加者都是当地人。该工作坊着重於讨论国际人权机制和国家人权委员会对建立人权工作者保护机制，所能扮演的角色。

完成该训练后，我便参与了从24日到26日举行的亚洲太平洋区论坛（Asia Pacific Forum, APF）。这个论坛的参与者是亚太区域国家的人权委员会成员。我国人权委员会（SUHAKAM）派出署理主席，Tan Sri Simon Sipaun和委员Dato' KC Vohrah代表出席。非政府组织代表如我，只是会议中的观察员。图示我和APF出席者在一个传统的蒙古包内共用晚餐。（穿蓝色西装者为Tan Sri Simon，坐在他对面穿黑色西装者为Dato' Vohrah。）

经过多天会议的“折磨”，我终于有机会到乌兰巴托郊外享受蒙古夏天的习习凉风和欣赏美丽的风景。蒙古辽阔的草原是我们这些来自马来西亚的人所难以想象的。它让我想起了中学名句精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的意境。蒙古真是一个美丽的国家。然而，赤贫仍然是当地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经过了这么多年，成吉思汗仍然鲜明地活在许多蒙古人的心中。为了对这位雄才大略的蒙古战士聊表敬意，我特地买了一支以成吉思汗命名的蒙古著名伏加酒（vodka）回家 ;P

悼念

Kristina Hedlund Thulin来自瑞典，他是第八届亚洲人权训练课程的其中一名讲师。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海啸发生时，Kristina与家人正在泰国普吉岛度假。不幸的，他因此失踪了。

在此，我献上我最衷心的祝福给Kristina的家人和朋友，还有其他许许多多面对同样遭遇的人。

第八届亚洲人权训练课程

我参加了人民之声后，便再次被派到泰国曼谷的朱拉隆贡大学出席第八届亚洲人权训练课程。这个为期20天的活动是由一个区域性人权组织，亚洲论坛（Forum Asia）和朱拉隆贡大学政治科学系联合主办。至2004年，该活动已经成功举行了八次。

大约30位来自亚洲各国的社运分子，参与了这次的训练坊。除了我自己外，还有两位来自大马的参与者，即Azlina和Wan Mazlan。他们都是人权委员会（SUHAKAM）的职员。

该课程让我学习了许多关于人权的知识，更与不少国外的社运分子成为了好朋友。除了一般的上课外，我也从其他国家参与者的经验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尤其是来自缅甸、亚齐和东帝汶的朋友。他们国家的状况非常糟糕，但是他们仍然为了下一代毫不怠歇地继续斗争。

在课程结束前，我们必须呈现一份关于自己国家人权状况的报告。我选了内安法令作为我的题目。在准备该报告的当儿，我惊讶地发现，原来前首相马哈迪医生在1981年走马上任时，曾经释放了许多内安法令扣留者。但是这种局面维持不了多久，巫统内部的权力斗争在80年代末爆发后，老马便以内安法令无审讯扣留了106人。这恰恰说明了，我们国家需要一个好的制度，而不是一个好人。





美丽的朱拉隆贡校园。








朱拉隆贡大学的学术自由，说明了为什么马大会在世界200间最佳大学的排名中落后於它。这贴纸是我无意中在一位政治科学系讲师的办公室外发现。它说：“不要偷窃，政府讨厌竞争”

毕业咯！

经过4年的”寒窗苦读“，我终于毕业咯！我们博大前进阵线有一个传统，即每当有战友毕业时，我们必须作出以下的举动：

1) 到校园行政楼前拉布条”示威“。对我们来说，每一个毕业的前进阵线会员，都代表着一个胜利。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遵守过那不合理的《大专法令》！

2) 把毕业生抛上天空，希望他们能够如展翅的大鹏，前程似锦。此外，这也是一个给所有未毕业者的一个警告。如果他们在校园没有好好表现，我们将在他们的毕业典礼”惩罚“他们 ;P

作出改变！

大学二年级（2002），我代表学运参加了一个由德国基金会Friedrich Ebert Stiftung（FES）主办的青年工作坊。该为期4天（九月27日至30日），主题为“作出改变"（Making a Change）的工作坊在泰国曼谷举行，参与者都是来自东南亚和东亚各国的青年。

对于一位社运新丁，该工作坊不但打开了我的视野，也让我结交了不少朋友。

泰国之旅的另一个收获是，我得以与香港社运分子，区美宝（也是前政扣者蔡添强的未婚妻）见面。当时，添强仍然在内安法令下被无审讯扣留在甘文丁扣留营内。美宝则因活跃于废除内安法令运动而被大马政府列入“黑名单”，不准进入马来西亚境内。

谁说我们只会示威？

我身边许多朋友知道我参加学运后，便时常问我：“今天又到哪里示威？”。这个典型的问题，我已经回答了无数次，今天藉这个机会“一次过”澄清大家对学运的误解。其实，出席集会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其他部分才算多姿多彩呢！卡拉OK、百货公司、酒吧自然不在话下；学习性较高的活动随手拈来的就有实地考察、讨论会、学习旅行、拜访各组织社团、读书会、电影观赏等等。哪，这些照片可以证明我不是“吹水一族”！

我们组织了考察团，拜访城市开拓者。城市开拓者不但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更时常被主流媒体抹黑，为他们冠上政治不正确的名称 － “非法木屋区”居民。因此我们坚信，只有到实地进行考察，才能够真正地了解这些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



两天一夜的瓜拉雪兰莪“萤河之旅”，不但让大家有机会观赏闪闪发亮的萤火虫挂满沿河两岸树林的美景，更加深我们对环保课题的认识。（注：由于雪州政府在雪兰莪河建立水坝，导致海水倒流，影响雪兰莪河口一带的盐分，继而破坏萤火虫赖以为生的Berembang树林，使萤火虫数量大幅度减少）
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www.sos-selangor.org





每年学运都会举办一些学习营或工作坊（workshop），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一同充实自己，而我们的“重点活动”是一年一度的人权营。图示大伙儿在其中一个工作营里玩得不亦乐乎。




除了时常在中马一带活动，我们也把我们的活动“扩充“到北马。这一趟北上之旅，可谓收获丰富，我们拜访了活跃于社区的”槟城自救会“和玻璃市的”加央社区 活动中心。当时Indera Kayangan补选刚过不久，我们便向加央社区中心负责人暨Indera Kayangan候选人，高永昌老师请教补选的情形，受益良多。我们也参观了世外桃源的北方大学和闻名遐尔的“黑洞”（Gua Kelam）。

什么是“非法集会”？

参加“一步一步救白小”被捕后，我很幸运地接触了学运（马来西亚青年与学生民主运动）－一个拥护民主，推广人权的学生青年组织。学运不但使我的视野更加广阔、思想更加具批判性，也把我从那充斥着无数理论和幻想的象牙塔中带到实践的战场。

右图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反战集会，当时我们在吉隆坡双峰塔的阳光广场前集会，反对美国侵占阿富汗。花朵、卡片、音乐和演讲，完美地结束了当天的集会。虽然我们无法阻止该场战争的发生，但是我们理直气壮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至少不会成为别人口中支持战争的“沉默大多数”（silent majority）。

阿富汗战争过后，美国不但没有收敛，更乘着911惨剧的发生，把矛头直指伊拉克。这场战争引发了继反越战运动以来，全球规模最庞大的反战示威。这次我国反战示威的规模，远远超越在双峰塔举行的集会。数千人聚集在美国大使馆前要求布什下台，大伙过后到双峰塔旁的草场聆听各党团领袖的演说。

每年劳动节，受压迫人民联盟（Jaringan Rakyat Tertindas - JERIT）都会举行劳动节集会庆祝这个饶有意义的节日，同时提醒大家劳动群众对国家的贡献。右图是2003年劳动节集会上，我代表学运感谢劳工阶级对社会的贡献，并呼吁政府废除不利工人的政策。我的右边为社会主义党（Parti Sosialis Malaysia - PSM）总财政Sivarajan，左边则是我的战友兼室友，吴仲顺。

2001年6月8日，500名大专生聚集于国家回教堂反对政府动用内安法令无审讯扣留10位政改分子，并要求废除内安法令。警方暴力驱散学生群众，更逮捕了7名学生。该7名学生被警方控告非法集会，也被大学开除学籍。2004年，7名受害者接受法庭审讯，300名学生从国家回教堂步行到吉隆坡地庭支持他们。不料，警方再次使用暴力驱散学生，并逮捕一名学生领袖。我正好是该次游行的谈判员（negotiator），深深地感受到警方恶劣的态度和不专业的手法。图示我的衣服被警方人员粗暴地拉扯着。

值得一提的是，7名学生最后被法庭宣判无罪释放，更被大学接纳以完成他们的学业。而在游行中被捕的学生领袖，也在数小时后被警方释放。这是学生运动其中一个小小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