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十月 28, 2006

华教需要怎样的CEO?

最近有很多场讲座都在隆雪华堂举行,隆雪华青过去所扮演的角色(办讲座)已经有许多团体轮流接替,计有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隆雪华堂社会经济委员会、隆雪华堂妇女组、隆雪华堂文化教育委员会、民主行动党、人民公正党、雪隆理华同学会、Y4C和东方大讲堂等等。社会上许多重要课题都得到深入的讨论,诚属可喜可贺!

隆雪华青也没有放慢脚步的意思,我们将在10月31日(星期二),晚上7:30,假隆雪华堂2楼会议室,连同雪隆理华同学会和东方大讲堂举办另一场讲座会,题目是“华教需要怎样的CEO?”

这是一个关心大马华文教育者必须出席的讲座,因为当晚将谈到华教堡垒 - 董教总,在不续聘其首席行政主任莫泰熙和执行秘书长姚丽芳后,如何走好未来的路。莫泰熙和姚丽芳都是资深的华教工作者,数十年来都扮演着董总和教总的中流砥柱。他们在近期内将同时离开,引起整个华社的关注。

诚如东方日报大讲堂所写:在风雨如晦的时候,华教需要怎样的CEO,才能确保华教得以茁壮成长?每一个关心华教的人都应该勇敢表达意见。

当晚的主讲人是:

1. 李万千 - 资深评论人,华教工作者。

2. 黄进发 -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主席

3. 罗志昌 - 全国华小家长总会筹委会副会长

而主持人就是我那经理级室友 - 吴仲顺 (隆雪华青副秘书)。欢迎大家踊跃出席,一同关心这个重要的课题!

星期五, 十月 27, 2006

不需要吧?

早前,一群知识青年和社运人士以刊登广告的方式,表示支持因维护其学术报告而辞去ASLI研究机构职位的林德宜博士。作为一个“Half past six”的社运分子,也有人邀请我加入他们的行列,付出仅仅10到50零吉,一起刊登支持林博士的广告。

当时,我没有经过详细考虑,也支持林德宜博士的做法,可是却有一种“不需要吧?”的感觉,便委婉地拒绝了。

这几天的假期,我在怡保大吃大喝之余,也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我到今天还是认为当时那种感觉,其实是蛮忠于自己的,而当时的决定也是正确的。

虽然我觉得林博士的做法是对的,但是,对我而言,他这个正确的做法似乎没有必要花费大家数百到数千零吉去“声援”。这不是一个对错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必要或值不值得的问题。打个比喻,我们会不会因为一个人把地上的垃圾拾起来,就刊登广告赞许他?不会吧?

或许,有人会说,在大多数人都乱丢垃圾的社会,他会刊登广告鼓励那拾垃圾的人。可是,对不起,就算是全世界都乱丢垃圾,我还是不会刊登广告的。不是因为拾垃圾的人不值得鼓励,而是当我们开始过度吹捧日常的美德时,我们正在把社会正义的尺度降低。

在我国的社会里,还有许多人的情操也与林博士一般高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面对随时被有关当局逮捕的风险,为低下阶层谋求权益;有人面对学校被关闭,孩子不能在政府教育制度内升学的风险,为自己的社区争取权利;有人面对被开除学籍的风险,为自己和下一代争取权益;谁为这些人刊登广告了?谁为这些人捐资10到50零吉了?

我并没有非议刊登广告支持林博士的朋友,只是认为我们的社会还不至于“烂”到需要刊登广告声援一个辞职的学术人员。在我看来,更迫切的问题反而是我们的社会太缺乏对社运或反对运动的资助和支持。同样是亚洲国家,台湾和韩国社会对社运的大力资助和支持,是它们拥有强大社运基础的原因。

因此,我非常欢迎大家愿意出钱肯定维护社会正义的人,但我觉得与其把钱花在对林博士没有实质帮助的广告上,我们不如资助更需要这些钱的群体。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为学术自由贡献一分力,那就出钱支持或游说社会“贤达”集资成立一个民间研究中心,专门聘请如林博士一般的学术人员,为人民出版公正无私的学术报告,抗衡当权者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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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十月 19, 2006

跑吧,孩子!

这篇文章本来是给两位学妹部落格的回应,可是那超速的“宽频”却使我怎样都贴不上。一气之下,便跑回自己的老巢,希望学妹们会浏览吧。


事情是这样的,1013日当天,我们出席了由反对内安法令联盟(Gerakan Mansuhkan ISAGMI)举办的一场集会。这场在国家回教堂举行的集会,名为“Tunjuk Perasaan Tuntut Bebaskan Tahanan ISA!”许多前扣留者和被扣留者家属都有出席该场集会,其中内安法令扣留者的孩子们更以诗歌(sajak)朗诵的方式,诉说他们失去父亲的痛苦。


过后,我的学妹在部落格上提到,家长似乎不应该带孩子出来集会,因为孩子年纪小小就让他们接触社会的阴晦面,情何以堪?甚至,她们会有一点怀疑到底这些“大人”是不是在利用孩子来捞取大家的同情心?如果她是孩子的家长,她会好象肥猫他妈那样,骗他们说爸爸在远方工作。让孩子们快快乐乐地生活、快快乐乐地渡过童年。


从学妹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她们明白这些人(大人和小孩)面对现在这种困境的根源,是因为当权者的残酷、不合理地扣留(没有经过审讯)他们的父亲。可是却不能够接受孩子的家人没有“保护”他们。


我突然想起自己曾经问过自己的问题--在白小事件发生时,我也抱着同样的矛盾心情。一方面我非常支持这场运动;可另一方面却担心孩子的前途。甚至质疑,如果我是孩子的父母,我会不会把孩子留在原校?留在原校会不会害了孩子的一生?


经过反复的思考,我得到一个结论――被压迫的人,没有选择的奢侈!对于白小家长,他们只是可以选择抗争到底(孩子也必须留在原校),或让孩子跟随大队到培才共校。我们不能以衡量在正常状况底下做的决定标准,来衡量备受压迫的人的决定。幸福的你和我当然可以质疑、甚至谴责大人利用这些小孩捞取同情心、情何以堪等等。但是,什么促使你认为他们的家人不要保护这些孩子?如果可以的话,谁不想让孩子有个快乐的童年?谁要让孩子在这种情况下长大?可是,当事情发生后,他们实在没有太多选择。


幸福的人,当然可以“安排”适合的时间,去让孩子循序渐进地去接触社会的阴晦和黑暗。但是,当阴晦和黑暗在你“安排”的时间前出现时,对不起,你没有选择...你只能教你孩子如何面对,或示范给他们看如何逃避现实(不让他知道)


作为母亲者,可以对2岁的孩子说爸爸在外地工作,可是当孩子5岁、10岁、12岁呢?外地工作也有个期限吧?2年?2年后父亲没有回来,作母亲的应该怎样回答孩子?再多2年吗?当母亲的谎言被孩子揭穿时,孩子对母亲的仇恨,煎熬着母子俩。难道这样,对孩子就不残酷了吗?


作为“受保护”的孩子,当他“快乐”地生活时,突然有同学说他是“恐怖分子”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得知父亲的扣留,对于孩子不残酷吗?


套用马克思的一句话“It is not the consciousness of men that determines their existence, but on the contrary their social existence determines their consciousness


所谓自己的想法不是因为长大就会自然出现的,思想是依靠经验的累积,和通过生活经历来塑造的。在恶劣环境长大的孩子,都会比同龄的孩子早熟。这不是他的选择,可是恶劣环境使他不能不提早结束童年。如果连正确的资讯都无法掌握,如何有自己的想法呢?难道必须等他们长大后,接受完所有的主流讯息,认为内安法令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令时,才告诉他们,他们的父亲是内安法令扣留者吗?


在这些孩子没有父亲陪伴的几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关心过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感受;但是,当他们出来示威时,我们却突然关心起这些孩子们的感受来。我们不是太虚伪了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些孩子是怎样想的,可是,如果我现在知道我父亲曾经被扣留3年,而我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无忧无虑地活过了那3年,我将会内疚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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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十月 07, 2006

灰色中秋节

有人说,中秋节是一个浪漫的节日,也有人说它是一个富有革命精神的节日。可是,对于我来说,今年的中秋却是灰色、倒霉的。为什么?那浓到差一点就把我呛死的烟霾、那慢到差一点就把我气死的“宽频”、那永远出问题的电邮户口等,都是理由。但是更主要的因素是--寒舍进贼了

* 真他妈的气人!那些鼠辈来我家“找吃”,简直就是“乞丐钵里抢饭吃”(广东译音:hak yi dao xiong cheong fan sek)!

托我屋友的福,那贱贼偷了她两架手提电脑和数百零吉现款后,大概腾不出手来偷我那架风烛残年的手提电脑。我那经理级屋友也损失了一些现金,但我却完全没有任何损失,诚属不幸中的大幸。当然,你们也可以从这次的事件发现我是多么地穷困,连小偷的青睬都得不到。谁要捐助的,请拨012-5173067

其实想深一层,为什么最近我们好象时常听见这么多罪案发生呢?当然警察效率和专业程度是一个问题,可是更根本的问题是贫穷。虽然我们时常在报章上看到经济成长率如何高,我国经济如何蓬勃等,但是这些对一般百姓来说都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数据而已。我们丝毫无法享有这些国家的经济成果,反而许多人三餐不继,只能束紧肚子过生活。

可能许多人还不知道,我国大部分工厂工人的工作时间是12小时。不是8小时吗?对不起,8小时工作对他们来说是神话。工厂24小时操作,如果8小时工作时间的话,老板必须聘请三组工人值班,与经济效益背道而驰。所以两组工人,每一组工作时间多加4小时,那就可以省下许多开销。而这些日以继夜工作的工人却连最低薪资都没有!一旦家里有成员生病了,这些人负担得起吗?再加上政府正逐步私营化公共医院,无疑使老百姓们的生活雪上加霜。

坦白说,身为一位暂时单身的中产阶级,我明显地感觉到经济压力,你呢?

* 要谴责我在这里说粗口者,请体恤我的心情。屋子进贼,骂一句也不能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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