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本来是给两位学妹部落格的回应,可是那超速的“宽频”却使我怎样都贴不上。一气之下,便跑回自己的老巢,希望学妹们会浏览吧。
事情是这样的,10月13日当天,我们出席了由反对内安法令联盟(Gerakan Mansuhkan ISA,GMI)举办的一场集会。这场在国家回教堂举行的集会,名为“Tunjuk Perasaan Tuntut Bebaskan Tahanan ISA!”许多前扣留者和被扣留者家属都有出席该场集会,其中内安法令扣留者的孩子们更以诗歌(sajak)朗诵的方式,诉说他们失去父亲的痛苦。
过后,我的学妹在部落格上提到,家长似乎不应该带孩子出来集会,因为孩子年纪小小就让他们接触社会的阴晦面,情何以堪?甚至,她们会有一点怀疑到底这些“大人”是不是在利用孩子来捞取大家的同情心?如果她是孩子的家长,她会好象肥猫他妈那样,骗他们说爸爸在远方工作。让孩子们快快乐乐地生活、快快乐乐地渡过童年。
从学妹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她们明白这些人(大人和小孩)面对现在这种困境的根源,是因为当权者的残酷、不合理地扣留(没有经过审讯)他们的父亲。可是却不能够接受孩子的家人没有“保护”他们。
我突然想起自己曾经问过自己的问题--在白小事件发生时,我也抱着同样的矛盾心情。一方面我非常支持这场运动;可另一方面却担心孩子的前途。甚至质疑,如果我是孩子的父母,我会不会把孩子留在原校?留在原校会不会害了孩子的一生?
经过反复的思考,我得到一个结论――被压迫的人,没有选择的奢侈!对于白小家长,他们只是可以选择抗争到底(孩子也必须留在原校),或让孩子跟随大队到培才共校。我们不能以衡量在正常状况底下做的决定标准,来衡量备受压迫的人的决定。幸福的你和我当然可以质疑、甚至谴责大人利用这些小孩捞取同情心、情何以堪等等。但是,什么促使你认为他们的家人不要保护这些孩子?如果可以的话,谁不想让孩子有个快乐的童年?谁要让孩子在这种情况下长大?可是,当事情发生后,他们实在没有太多选择。
幸福的人,当然可以“安排”适合的时间,去让孩子循序渐进地去接触社会的阴晦和黑暗。但是,当阴晦和黑暗在你“安排”的时间前出现时,对不起,你没有选择...你只能教你孩子如何面对,或示范给他们看如何逃避现实(不让他知道)
作为母亲者,可以对2岁的孩子说爸爸在外地工作,可是当孩子5岁、10岁、12岁呢?外地工作也有个期限吧?2年?2年后父亲没有回来,作母亲的应该怎样回答孩子?再多2年吗?当母亲的谎言被孩子揭穿时,孩子对母亲的仇恨,煎熬着母子俩。难道这样,对孩子就不残酷了吗?
作为“受保护”的孩子,当他“快乐”地生活时,突然有同学说他是“恐怖分子”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得知父亲的扣留,对于孩子不残酷吗?
套用马克思的一句话“It is not the consciousness of men that determines their existence, but on the contrary their social existence determines their consciousness”
所谓自己的想法不是因为长大就会自然出现的,思想是依靠经验的累积,和通过生活经历来塑造的。在恶劣环境长大的孩子,都会比同龄的孩子早熟。这不是他的选择,可是恶劣环境使他不能不提早结束童年。如果连正确的资讯都无法掌握,如何有自己的想法呢?难道必须等他们长大后,接受完所有的主流讯息,认为内安法令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令时,才告诉他们,他们的父亲是内安法令扣留者吗?
在这些孩子没有父亲陪伴的几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关心过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感受;但是,当他们出来示威时,我们却突然关心起这些孩子们的感受来。我们不是太虚伪了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些孩子是怎样想的,可是,如果我现在知道我父亲曾经被扣留3年,而我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无忧无虑地活过了那3年,我将会内疚一辈子!
标签: 示威,集会自由,内安法令